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分析
黄江华 1许志敏 2
1.长江师范学院 期刊社，重庆 408100
2.重庆社会科学院 《改革》杂志社，重庆 400020
引用：黄江华,许志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30-143. DOI:10.11835/j. issn.1008-5831. pj.2024.12.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2024年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2]。学术话语是与官方话语、大众话语并列的三大话语体系之一。学术国际传播尤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所需，也是向全球知识系统贡献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理论所求。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地向世界传播既关系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也涉及学术平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上来说，我国侧重主流媒体和大众话语体系建设，而对学术话语和学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分众领域关注不够。如何搭建学术国际传播平台，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做好国际传播议程设置和内容建设，不断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朋友圈，提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效果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刘同舫[4]、李诚[5]、谢伏瞻[6]、翟锦程[7]、刘曙光[8-9]等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叶继元[10]、周光礼[11]、殷忠勇[12]等学者从“三大体系”构建效果评价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韩云波和陈思思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与工作定位[13]，以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4]。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学科视角探讨了“三大体系”的构建。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1.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研究
胡正荣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分层、分类与分群构建的思想[15]，提出智能传播背景下要将所有主体有意或无意基于各类平台、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跨国、跨文化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都纳入到国际传播的讨论范畴[16]。此外，程曼丽[17-18]、唐润华[19]、姬德强[20]等均对智能媒体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展开研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国际认同研究方面，颜军[21]、贾力楠[22]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及海外学者的认同情况展开研究。
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研究
一是学术国际话语权研究。赵蓉英等[23]提出了包含五个要素的中国话语权的评价科学研究框架，赵春丽[24]研究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张四红[25]、刘娜娜[26]等从设置国际议题、能力建设等视角展开研究。二是学术国际传播及学术出版走出去研究。陆小华[27]对学术传播在中国战略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行了详细阐述。王琪[28]、戚德祥[29]、李梅[30]、肖宏[31]、李存娜[32]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就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展开了分析和研究。
（三）中国学相关研究
1.海外研究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大约有400所，知名的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海外中国学期刊进行发表和传播。总体而言，涉及社会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医药卫生等多个学科领域。
2.中国研究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再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以海外汉学、国际汉学、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等冠名的学术机构多达30余家，知名学者如李学勤、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阎纯德、何培忠等，具有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张西平[33]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进展，何培忠[34]提出了新征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乔兆红[35]、吴原元[3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外中国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我们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侧重主流媒体，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侧重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体系，而对学术话语和学术传播体系这一分众化领域和学术共同体这一群体关注不够。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海外中国学研究三者之间的关联不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底座与基础，涉及国际传播的内容与议程设置，而中国学涉及对海外学者的了解，知己知彼，才能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三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媒介技术在学术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不够。数字媒体时代，平台在国际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对学术网络平台国际传播研究不足。关于“走出去”的研究大多落脚于“刊”“书”等传统媒介，研究平台模式下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文献较少。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应有的理论样态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所需，也是向全球知识系统贡献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理论所求[37]。“三大体系”基础上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母体和本源。没有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基础，国际传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必须坚持自主性与嵌入性、价值关联和价值无涉的统一。
（一）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统一
1.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应具有“自主性”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8]。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内容根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谓“自主”就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以知识范式申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性和超越特定国家范畴的意义，但是其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和框架，这与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相契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进入新时代以后，西方知识体系并不契合中国的国情，其并不能很好地阐释中国道路、中国之治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采用中国话语归纳中国本土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和原则通过系统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全球学者所能接受的理论体系，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应嵌入世界知识网络
从哲学层面看，没有绝对自主的知识体系，绝对意义上的自主就意味着封闭，与外界无法沟通，也无法进行知识交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以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为内容根基，采用中国话语归纳中国本土经验，这是必须的。但是在国际传播中，目标受众是有文化差异的，要提高国际传播效果，就必须以全球学者所能接受的话语和方式进行。因此，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既要注重“自主性”，也要具有“嵌入性”。只有嵌入全球知识网络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知识创造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才能形成基于标识性和原创性的自主性。知识创新从来不是自说自话、孤芳自赏，而是需要得到知识社群的承认与认同，只有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创造才能反哺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才能形成基于人文性和价值性的自主性。因此，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研究视阈，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融入“全人类”属性，才能得到全球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才能发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引领功能。这意味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既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坚守自己的底线，又要避免时时处处凸显意识形态色彩，做到既“心中有数”，又“内外有别”，在话语表达和国际传播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用国外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话语理论、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既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也要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故事。
（二）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统一
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了两种方法论原则，即“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与国际传播中，也必须要坚持价值关联和价值无涉的统一，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立场和追求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有效性的统一”。
1.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与国际传播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具有极强的价值属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行动，而人的社会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文化事件……文化概念是一个价值概念。”[39]因而，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表达客体的载体，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立场[12]。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与国际传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思潮，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哲学社会科学、以哲学社会科学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2]。
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与国际传播必须坚持“价值无涉”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作出纯客观、不带主观性的科学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客观有效性”的追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对“存在知识”（经验知识）与“规范知识”（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客观有效的知识只有在“价值中立”思想规范的约束下才得以可能。“价值中立指在确立了研究对象之后，必须放弃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认为研究者关心的是事实的陈述，而不是对事物作好坏评价的观点。”[40]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与国际传播也必须坚持和推崇“价值无涉”的准则。在国际传播中，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求同而存异”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传播中应坚持的原则。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传播中“求同”的最好方法便是坚持“价值无涉”。价值无涉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研究者要尽可能排除主体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以一种尽可能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分析问题，以得出客观准确、普遍有效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否服务于或有利于研究主体或其他个体，则不在做学问的考虑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被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海外学者所接受，从而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谭中之问”折射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弱势地位。近十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仍任重道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仍存在较多技术性难题。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底座问题——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重道远
1.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实践
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化”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学科研究范式固化，注重形式，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缺乏创新性，缺乏思想深度和现实观照[8]。以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来说，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更高质量利用外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内陆开放具有中国开放的显著标识性特点，对此开展相关研究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反观学术界和刊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和研究是极少的，虽然有个别文章研究内陆开放问题，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总体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究其原因，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了“学院派”特征，学术研究围绕国外的理论进行和开展，从国外学者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们的思想、解释他们的著作、转介他们的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8]。
2.问题导向不明，学科划分过细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以深入研究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和回答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己任[8]。当前，学术研究呈现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化更细、更专，使学科更加独立化、成熟化、体系化、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分工的多样性要求。另一方面是越来越综合，越来越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实行跨学科合作攻关[8]。学科的过度细分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进步，也阻碍了对事物本质丰富性的揭示[8]。以问题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科细分的缺陷。仍以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为例，内陆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涉及国际合作也涉及区域联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不仅涉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区域经济学等经济管理学知识，也涉及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等多学科知识。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其非常零散，且局限于较为细枝末节的研究领域内。从期刊看，现有学术期刊的创办主要围绕学科来设立，栏目设置、选题策划均局限于特定的学科领域，并且不喜欢发表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文章，而更偏向发表学科领域内的宽口径文章，这一方面造成明显的学科壁垒，同时也造成了研究的同质化现象。
3.缺少全球视野，与全球学者对话不够
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更要有全球视野，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关心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8]。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热衷于引入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概念，但是对于海外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问题的则了解不多，关注不够。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上，中国学者关注不够，且不能与海外学者形成常态性对话机制。如，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西部”是海外中国学关注的热点区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与四川大学建立了“西部研究中心”促进合作研究。但是，中国学者自身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较为单薄。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想要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则必须更具全球视野，积极主动地了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动向，从而有针对性地提炼标识性概念，把中国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用中国话语左右乃至主导世界性问题，才能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世界格局，从而引领新型国际秩序，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略，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的技术性问题——传播方法技巧尚需提高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是学术研究机构，更是全球“中国学”研究的组织者。他们通过给予资助、设置研究议题、培养中国学研究者等方式引导中国学的研究。我们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案例，研究其在扩大“中国学”学术朋友圈的做法，以此分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方法与技巧方面的不足。
1.对国际传播对象研究不够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朋友圈既是国际传播的对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必须围绕中外学者、中外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以及学术朋友圈扩大来设计国际传播的思路和框架。因此，在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不应仅局限于传播学术研究成果，更要通过议程设置，组织和引领国际学术界开展研究，并通过提供免费学术服务不断扩大国际学术朋友圈。对海外学者，特别是关心和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的深入了解，及其研究方向和立场的深入把握，是开展精准国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而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侧重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翻译转换和对传统学术出版机构走出去的支持，对中外学者关注不够，对学术朋友圈的建设与扩大研究不够，“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不够紧密。如前所述，当前，国内虽有一些机构对这些海外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但他们的研究偏重历史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过于碎片化，且这些研究并非以反向的国际传播为目的，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勾连不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学研究的方法更多体现为聚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并对这些研究者进行培训，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他们全球招募职工，职工来自全球各地，大部分都是兼职的，很多来自中国。同时，对全球关注中国研究的学者进行培训。通过举办讲座、提供研究资料和数字化工具、组织学术活动等方式聚合全球“中国学”研究者。总体来说，我国学界和刊界，对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那些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学者聚合不够，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引导研究不够。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并非国内论文、著作的翻译转换，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球学者的力量，鼓励他们参与研究与传播，并从项目源头进行议程设置和方向引导。通过议题设置和其他系列激励措施，促进中外学者、中外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研究与交流传播，在引领和影响中国学研究的同时，提高国际传播效果。
2.国际传播媒介与渠道建设滞后
智能学术网络平台不仅能够聚合中外学者，实现朋友圈中外学者即时互动，而且能够追踪学者的研究偏好，实现精准推送与智慧传播。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主要依赖纸媒，如单本的学术著作或学术期刊。一方面，我国学术期刊存在规模小、布局分散、不掌握国际用户等弊端，在国际传播中容易出现内容定位偏差，即时互动性较差。此外，外文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过少，且主要依托西方出版集团的数据库进行传播。传播内容碎片化，非常不利于检索。西方出版集团创办的“中国学”研究期刊主要有Moder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从这些期刊定位来看，总体较为宏观，便于检索和查找。另一方面，学术网络平台在学术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在平台化和智能化语境下，学术传播所依赖的载体更多是网络平台。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创办了China Studies Virtual Events Clearing-house（中国研究虚拟活动信息交换所），该信息交换所旨在聚合全球中国学研究者，更好地收集和了解他们的研究活动和研究动态。如何通过平台聚合中外研究者，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对话沟通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国际传播议程设置不足
“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当前，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主要是对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翻译转换，而没有切入到科学研究的前端，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议题提炼和设置方面存在不足。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项目规划中，尚缺少国际类或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此外，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内容的标识性不强，并没有打破学科的边界，没有很好地体现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尚没有形成问题导向下的跨学科融合研究态势。
4.国际传播资助和控制体系不完善
当前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资助主要集中在学术专著和对出版机构“走出去”的资助上，而对学术研究的前端资助不够，如何通过资助制度激励和资助中外学者、如何资助学术传播媒介等尚未形成系统方案。从资助体系来看，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资助对象主要为传统媒体，学者和平台尚未成为资助的核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中国学的主要办法就是对学者的资助。他们设立了种类丰富的中国学研究奖学金制度。通过奖学金，资助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职工等研究者，支持他们研究和学习的一系列活动。二是资助对象单一、分散。我国现有的资助体系主要侧重于单本图书或单本期刊，对被资助对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不够。“提升计划”也只是对学术期刊编辑部出版的单本学术期刊进行资助。西方国家对传播载体的资助，更多是新兴的开放性学术网络平台而非传统的学术期刊或学术专著，如学术社交网络平台RG、预印本平台arXiv、研究者身份识别平台ORCID等。只有这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平台，才会得到基金会或财团的投资。而我国学术国际传播的资助对象主要为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出版社等传统媒体，用户服务平台尚未成为资助的核心。无论是“提升计划”对学术期刊的资助，还是图书翻译计划抑或平台建设，很大程度上，落脚于内容的翻译与传播。而对开放性学术网络平台的资助仍停留于建设阶段，对其国际传播支持力度较小。三是资助对象收支平衡能力差，长期运营能力不足。西方国家学术媒体，即使是开放的学术网络平台运营和发展也不完全依靠主办单位的补助，必须想方设法维持自身的长期运营。它们在起步阶段或许要依靠主办单位资金支持，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就必须想方设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益相关者，以会员形式收取会员费用，RG、arXiv、ORCID等国际知名学术网络平台的发展和运营模式均是如此。
四、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
移动智能化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一方面，要加快嵌入世界学术网络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夯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底座；另一方面，要加快国际传播模式创新，更加关注全球研究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构建以学者为中心、内容为基础、平台为载体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之路，在扩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朋友圈的过程中促进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一）夯实底座：建构嵌入世界知识网络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1.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建构和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凝练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表达了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主体交往中。因此，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也要注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去提炼学术概念，进行科学的规范化表达，聚合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学术朋友圈，从而实现预期传播效果。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研究、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等均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学者需要共同探讨的热点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国家、跨领域、跨文化的全球化属性，单一国家主体的治理范式早已无法适应，而必须依赖于全球学者的共同关注和研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发布是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行动，彰显了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使命担当。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也可以围绕这一问题组织全球学者进行研究和探讨，形成系列研究成果，从而提高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2.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中建构和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基础，其能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与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8]。很多海外学者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如，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文化遗产真实性研究”项目，可以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提供借鉴和启迪。该项目聚焦的学术问题包括：中国文化遗产真实性标准是什么；谁来仲裁真伪，这种权威从何而来；谁制造了伪造品，它们是如何流通的，它们的经济影响是什么；伪造是如何被用来争夺过去的所有权、进行政治抗议或推动知识计划的；当前对真实性的焦虑如何影响当今中国文化遗产的管理？该项目不仅关注概念问题，还关注它们对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文物贸易、收藏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影响，因此吸引并聚合了全球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以及来自文化遗产组织、博物馆、图书馆、拍卖行和律师事务所等利益相关者。由此可见，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我们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养分，并善于建构学术概念，以全球学者感兴趣的话题提炼知识体系，从学术和学理的角度推动其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3.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建构和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体系并非抽象脱离实际的产物，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过程，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根基[8]。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突破，在逐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8]；另一方面，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二是取用时代材料以研究问题，建构学科体系，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每个学科要取用时代材料以研求问题，以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同时，各学科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为导向，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在概念体系方面融合创新，最终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4.在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交锋中建构和传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只有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交锋、交流、交融，在借鉴、批判、扬弃的基础上[8]，才能确定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地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必须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在全球学者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表面的价值中立，但其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立场差异，很多西方学者看似“价值中立”，但实际是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代表了背后资金赞助者的立场，恶意歪曲和抹黑中国。例如，海外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多次到中国调研，调研之后发表了《为呼吸而战：中国村子里的道德生活与癌症垂死》等专著。从标题和内容来看，研究者立场是存在偏差和问题的，作者的研究是在“菲利普·莱弗休姆”地理学奖、香港研究局、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开展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资金来源对研究者立场的影响。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需知己知彼，在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和立场之后，就某一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开展系列研讨，与海外学者对话和交锋，在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话过程中要有分析、有批判、有扬弃，对错误的思想、思潮，要旗帜鲜明地批驳，针锋相对，做到有理、有节[8]。
（二）打通关节：建构易于传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体系
1.注重数字化、智能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数字化、智能化的平台连接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促进中外学者交流与交互，从传播的内容来看，既可能是学者们观点的交流与争锋，也可能是中外学者所需要的互补性服务。首先，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出版社等内容生产主体与新华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同方知网等媒介传播与发行机构的融合，打通国际传播链条，实现内容生产主体与用户资源的链接与关联[41]。其次，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术出版机构的融合，实现国际传播人才、渠道和平台、用户的共建共享。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大型出版集团的合作，借助其国际传播渠道，不仅能够实现书刊的融合传播，增强内容上的聚集性，也能够克服学术期刊自身在渠道、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出版社之间也要相互合作，整合资源，实现国际传播渠道、人才的共享。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机构与学术网络平台运行机构的合作与融合。加快大型出版集团与商业性学术网络平台运营商的合作，加强两者之间的协作与互补，实现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的融合，实现国际传播实体渠道和虚拟渠道之间的互补，提高传播效率[41]。最后，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术媒体与开放性学术期刊网络平台、学术社交网络平台的整合与融合，通过开放共享提高国际传播的范围和效率。探索社科类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融合模式。两者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国际上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融合发展的案例。推进平台型学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出版传播的提档升级。
2.主动发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议题，提高议程设置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如前文所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是学术研究机构，更是全球“中国学”研究的组织者。他们通过给予资助、设置研究议题、培养中国学研究者等方式引导“中国学”研究。因此，在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时要注重研究议题的引导和设置。一是聚焦科研前端的国际传播，设立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提炼和发布国际合作研究学术议题。建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设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专项，在全球范围内发布，组织和引导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进行研究。如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等议题并向全球学者进行招标。同时，进一步挖掘和提炼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治理等全球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议题，引导中外学者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善于提炼具有标识性特点的研究议题。如，“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都是具有显著标识性特点的学术议题。二是善于打破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研究。中国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议题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期刊来看，其选题也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而更加关注具有显著特点的区域、政策或标识性事件。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过程中，议题不能过小、过于碎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串联，打破学科边界，破除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碎片化问题，体现特定议题下跨学科研究的融合性。三是做好内容质量与安全控制。在开放与融合背景下，在频繁的学术信息国际传播中，尤其要维护好国家信息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对于与什么样的海外机构合作，允许什么样的学者到中国调查，传播什么样的内容，都要做好精准控制。
3.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地化及数字化传播
国际传播渠道是指国际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沟通、交流信息的通道，包括实体渠道和虚拟渠道[30][42]。实体渠道包括各种海外分支机构、海外营销人员队伍等，实体渠道建设要打破单个主体的建设局限，做到共建共享，管控风险，提高使用效率。虚拟渠道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建立的学术网络平台，充分发挥实体渠道和虚拟渠道在国际传播中的协同作用。不断畅通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渠道，努力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覆盖。一是建立海外分支机构进行在地化传播。国际学术信息采集是学术媒体国际传播链条的源头。海外知名学术出版集团具有良好的国际学术信息采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量众多、覆盖广泛、布局合理的海外分支或办事机构。施普林格在推行全球策略的初期，所做的首要事情便是在德国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和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中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分支机构[42]。爱思唯尔在全球28个国家设立了62个分支机构、办事处。威利在全球16个国家设立了37个分支机构或办事处[42]。在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上主要采用远程管理与本土化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数量众多、布局合理、高效运作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国际传播的链条中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42]，便于他们进行在地化传播。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绝大部分靠国家拨款，这些经费一般只能满足印刷、稿酬和审稿费用等日常开支，在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方面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少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出版社，如人大社、北语社、北师大社等虽然在海外建有分支机构、国际编辑部等，但总体来说海外传播渠道仍非常少。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出版机构必须加快整合，集中力量在全球建立分支机构，完善在地化传播机制。二是拓展数字传播渠道。打破学术信息依靠学术期刊传播的思维局限，发挥学术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对现有各类平台进行归类和整合，加快构建规范化、国际化、一体化的科研数据和科研服务平台。学术期刊网络平台建设要提高英文学术期刊聚合度，提高国际传播的整体性、系统性。打破对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外知名出版集团的依赖，更加关注国际大型开放获取期刊网络平台的作用，积极增强与DOAJ、J-Stage、RG等开放性学术平台的合作，拓宽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的数字化渠道[42]。三是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建共享学术传播渠道。从传播地域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出版传播平台必须打破内源化局限，与其他国家共建共享，形成国际化的平台定位。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高校图书馆、学术网络平台等机构合作，促进双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交流，实现资源的互惠互利，助力双方学者的研究，增强与这些国家的人文交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大力搭建数字化的学术丝绸之路，不断拓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对外出版的传播渠道。
4.增强聚合与服务能力，提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效果
强化对海外学者的调查，聚合全球范围内的学者，通过算法为其提供精准的产品和服务。吸引海外学者参与中国发布的学术议题研究，提高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能力，扩大国际学术朋友圈。不断增强聚合与服务能力，提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用户的黏性。一是强化海外学者调查。海外学者是国际传播的对象，只有精准掌握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立场，才能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准传播。对海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中外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议题、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中更关注用户，把国际用户服务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着眼于国际用户的获取与聚集，搭建多功能国际用户服务平台，通过高质量的用户服务增强国际用户黏性。充分挖掘和培养非英语国家的用户资源，在用户服务平台、科研数据平台、内容平台建设中注重与这些国家共建共享。二是增强聚合能力。全媒体时代，促进中外学者协同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大众传媒时代，社会公众只是被动接受信息，不能参与内容的生产过程。在平台时代，用户能够便捷且多途径接触各类网络媒体，用户不仅可以及时主动地对信息内容作出反馈，更有机会深入到媒介内容“生产—分发—消费—反馈”的流程中，成为产消合一的用户。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过程中，要让更多的国际学者参与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和媒体生产过程中来，而不仅是翻译和推送国内学术论文[43]。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需要加强对国际用户的调查，发现更多像斯诺那样公正的西方学者，支持他们调查研究中国，参与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来，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记录和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使之成为传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先锋[43]。
5.构建立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资助、评价体系
在政策保障维度方面，需要从资助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资助体系。首先是对中外学者的资助，鼓励他们合作进行科研攻关，参与到中国学术研究、生产与国际传播中来。其次是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主体的资助，鼓励他们提高国际传播能力。二是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媒介资助体系。在对学术期刊、数字学术平台资助过程中，要发挥资助的引导性作用，强化内容整合和渠道拓展。减少对单个主体海外渠道建设的资助力度，提高对多个主体共建共享渠道的资助力度。引导和鼓励学术期刊、平台直接与海外高校图书馆等合作，而不是以进入西方的知名检索系统为目的。完善资助程序，做好过程监督和效果评价。三是完善各类评价体系包括学术评价、内容评价和国际传播效果评价等。评价体系必须坚持以我为本，引导学术研究成果和数据“回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同行评议平台，对于国际传播内容的学术质量、语言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国际传播效果评价方面，要突出对媒体生产能力、服务能力和传播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减少“影响因子”评价，客观、理性看待WoS、Scopus等数据库，减少其在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评价中的权重。
